第二十一章

    蔡继刚是在从长沙到衡阳的路上听说长沙失守的消息，他不为所动，继续赶路，这一切早在预料中，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蔡继刚心说了，照这种打法，恐怕哪座城市也守不住。

    衡阳距长沙大约180公里，一条窄窄的、砂石铺就的低等级公路把两个城市连接起来。第九战区长官部为蔡继刚配备了一台美制吉普车，除了副官沈光亚，还有两个临时派来的卫士，都拥挤在这辆中型吉普车上。

    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吉普车在人流中艰难缓慢地爬行，司机拼命按着喇叭，希望人群能自动让出一条路，而逃难的人群可不管蔡继刚是不是将军，他们面无表情，麻木、机械地迈着步子，缓慢地走着，根本没有让路的意思。

    蔡继刚透过车窗，观察着公路两侧的地形。这一带多是平原和丘陵，从军事角度上看，似乎无险可守。不过现在考虑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蔡继刚一路走来，竟然没看见一处布防的设施，没有军队，没有防坦克壕，也没有任何永久或暂时的防御工事，甚至连公路都没有破坏。从株洲到衡阳只有一百三十多公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四五个小时就能赶到。看来蔡继刚在战前向薛岳提出层层设防的建议都成了废话，这位一级上将的脑子里全是他关于保卫长沙的“天炉战法”，超出这个框架的问题完全不予考虑。

    横山勇和薛岳都属于优秀将领，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于胸中战略格局的大小与化解危机的应变能力。薛岳以长沙为中心战场，搞了一个烧煤球的炉子；而横山勇则以半个中国为战场，做了个足以把煤球炉放进去的大锅炉。两人相比，横山勇显然是略胜一筹。

    蔡继刚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日军第68师团和116师团在长沙郊外虚晃一枪绕城南下，目前这两个师团已经到达了株洲。横山勇当然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他们没有立刻向衡阳发起攻击，完全是因为后勤补给出现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一旦这两个师团得到补充，横山勇就不会再耽误时间了，他会刻不容缓地向衡阳发起进攻。

    如此说来，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还算有运气，如果不是日军补给出现问题，他根本没有时间准备防御，真乃不幸中的万幸。

    蔡继刚正想着，只听到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沈光亚大喊一声：“敌机！”司机猛地将吉普车拐下路基，冲到路边的几棵大树下，蔡继刚拉开车门跳出车外，立刻被沈光亚扑倒在地上……

    两架日本中岛一式战斗机一前一后超低空从公路上空掠过，机腹下喷吐着火光，一连串的子弹打在公路上，溅起半米高的砂石泥土。公路上的难民可没有司机这么好的军事素养，他们在猝不及防中被弹雨打得血肉横飞，公路上瞬间变成了屠宰场，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路面溅满了鲜血。

    那两架日本战斗机兜了个圈子又飞回来，准备第二次俯冲。蔡继刚辨认出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徽记，这种被称为“隼”二型的战斗机是日本中岛航空制造公司在战时生产批量最大的飞机，其外形很像日本海军的零式战斗机，弟弟蔡继恒说过，“隼”式战斗机的作战性能还可以，但它的火力一般，只有两挺12.7毫米机枪，没有航炮，在空战中显得火力不足，但对付地面部队是足够了。蔡继刚目测着飞机的高度和速度，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这两个日军飞行员在杀人取乐，他们明明知道公路上是手无寸铁的难民，却仍然残忍地向平民发起攻击。

    “这两个浑蛋！”蔡继刚从吉普车上拿出***，把子弹推上膛，朝挂着***的沈光亚和卫士吼道，“飞机又过来了，都给我开火揍它！记住，打提前量，让它自己撞上火网。”

    转眼间飞机又临空了，日军战斗机的机枪吼叫起来，子弹把路面打得飞沙走石……蔡继刚已经算好提前量，对准飞机的航路提前开了火。四支***组成的火网显得很单薄，但蔡继刚知道，它一定会撞上火网，因为飞机已经进入俯冲，离地面高度只有不到50米，来不及改变航线了。

    果然，第一架飞机一头撞进火网，蔡继刚甚至可以看见子弹击中飞机腹部腾起的细细白雾，日军战斗机上的大口径机枪声戛然而止，飞机的尾部拉出一丝细细的、灰白色的尾迹……

    “打中啦！”沈光亚和卫士们欢呼起来。

    蔡继刚追随着飞机坚持打完**里最后一颗子弹，直到***空仓挂机。

    那架日军战斗机显然是受了伤，它勉强拉起了高度，但已经无法保持水平飞行，像风筝一样忽高忽低，转眼消失在视野里……

    蔡继刚估计，刚才的射击有可能打坏了飞机的油路管线，因为“隼”式战斗机装备了防护装甲和自封油箱，一般情况下靠轻武器很难击伤它，这次不过是凑巧罢了。蔡继刚估算了一下日军飞机的作战半径，这些飞机应该是从武汉附近的野战机场起飞的，因为目前日军还没来得及在长沙附近建立机场。这架受伤的飞机恐怕会在半途中掉下来，飞行员就算是迫降也是九死一生，湘鄂地区到处是水田和丘陵，想找一块干燥的平地可不大容易，让这浑蛋去死吧！蔡继刚心里咒骂着上了车，继续向衡阳赶路。

    长沙的失守使蒋介石大动肝火，他没有想到，这座坚守了将近七年的省会城市，居然才抵抗了五天就丢掉了，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蒋介石正在大发雷霆时，又接到第六战区24集团军司令官王耀武的电话。王耀武是黄埔三期生，也是蒋介石比较喜欢的弟子，只有他和少数的几个黄埔弟子有这种特权，可以直接给老爷子打电话。

    王耀武和赵子立私交不错，他一直记着赵子立托付自己的事。此时他在电话里汇报说：“校长，我奉命增援长沙，不料在益阳被日军的优势兵力堵住，现在正在僵持中。在这之前，我曾打电话到长沙找参谋长赵子立请求任务，赵子立说在长沙守城问题上，他和张德能军长有很大分歧，张军长固执己见，拒绝接受赵子立的意见，硬是将主力置于城内，致使长沙失守。赵子立说，希望学生能把这情况报告给校长，他身为战区参谋长，不能履行职权，也无权指挥守军作战，辜负了校长的栽培，他很惭愧！”

    蒋介石一听这些，火又撞上脑门，他挂上电话，命令给九战区发电报：“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和第4军军长张德能立即回重庆，向军委会汇报长沙作战经过。”

    委员长动了雷霆之怒，赵子立和张德能哪敢怠慢？两人诚惶诚恐地赶到陪都重庆，刚下了飞机就被军法执行总监部派来的宪兵逮捕。蒋介石的怒火仍没有平息，长沙失守的责任是一定要有人承担的，选择谁当这个倒霉蛋呢？

    没过几天，军事法庭就开庭了，赵子立事先打出的电话终于收到效果。军事法庭认为：在长沙作战中，战区参谋长赵子立被第4军军长张德能架空，未能行使指挥权，因此赵子立不负长沙失守之责任，予以无罪释放。

    既然赵子立被宣布无罪，那么有罪的就只有张德能了，于是长沙失守的责任便理所当然地落在倒霉的张德能头上。军事法庭的结论是：第4军军长张德能指挥失当，临阵脱逃，对长沙失守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罪不可恕，对第4军军长张德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张德能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第九战区各级指挥部时，军官们都面面相觑，噤若寒蝉。在衡阳督战的蔡继刚也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张德能会判死刑。平心而论，张德能不听劝阻，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导致指挥上严重失误，这是没有异议的，但这只是犯了战术上的严重错误，罪不该死。听90师逃出来的官兵说，张德能在102师撤走后，仍然和90师残余的部队坚守在岳麓山阵地，直到大势已去，岳麓山主峰已被占领的情况下才突围撤离。

    军事法庭的结论实在不靠谱，如果他真的要临阵脱逃，当初就随着102师向南跑了，何必还进入炮火连天的岳麓山阵地，坚守到最后一刻？

    张德能的死，让整个第九战区，尤其是第4军的官兵们备感心寒。如果张德能都被判了死刑，那么在豫中会战中损兵折将、临阵脱逃的蒋鼎文又该当何罪？张德能的罪过难道比蒋鼎文还大？事实上，蒋鼎文只被撤职了事，没有受到更严重的惩罚。

    蒋委员长的脾气谁也说不清，这位老爷子有时很情绪化，他心情的好坏经常影响决策，甚至影响历史的走向，让部下们毫无规律可循。比如同样是守城失败，指挥官带残兵突围而出，守洛阳的第15军军长武庭麟和守常德的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的结局却截然相反：坚守洛阳14天的武庭麟在西安受到蒋介石的大加褒扬，而在常德血战16天的余程万却被指责为没尽到守土保民之责任，蒋委员长大笔一挥就判了死刑，虽然后来经军委会数名高级将领力保，才将余程万改为撤职查办，但蒋委员长这种喜怒无常的做法，实在让人胆战心惊。不在于你犯了多大罪，关键在于此时蒋委员长的心情如何。

    蒋介石虽贵为国民党军队的最高统帅，但他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优秀军事家，说他是个重量级的政治家倒是没有异议。他军事指挥上的不足与他所受到的军事教育有关。蒋介石20岁才考上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起步本来就晚了些，不到一年他又去了日本东京振武学校，这个振武学校是有些名堂的，它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初期修业1年3个月，后来延长至3年，毕业后可先下部队见习，再入正式陆军士官学校。

    这就有些问题了，学了三年才混个能入士官学校学习的资格，要是按部就班熬着，这得哪年才能出头？当然，这所振武学校也出了些大名鼎鼎的人物，譬如第一期的蔡锷、第三期的陈独秀、第四期的吴玉章、第五期的孙传芳、第六期的阎锡山等人，都是蒋介石的高年级校友。尽管这些校友在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但如果不继续深造，只有三年的初级军事教育是不足以造就一位名将的。

    话说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日军第13师团第19联队任士官候补生，众所周知，士官的军衔已经很低了，我们未来的中国军队统帅却连士官都没混上，只混了个士官候补生，这真是件令人懊丧的事。

    1911年武昌起义后，当了一年士官候补生的蒋介石回国，在沪军部当上团长。蒋介石运气很好，当时的中国还找不出几个受过外国军事教育的人，尽管有些人的学历令人生疑，但并不影响这些留洋回来的人成为香饽饽。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了两年，加上一年的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所受的军事教育总共为三年，士官候补生的经历不能算作学历，那应该属于成为士官前的实习。因此，未来的国民党军队统帅蒋介石从一名士官候补生，一跃而起成了团长，这可是古今中外比较少见的事，这一年，蒋介石才24岁。

    如此说来，这就是蒋介石受过的全部军事教育，他以后再没有受过任何军事教育，但这并不妨碍他教别人军事，甚至成了黄埔军校的校长。

    蒋介石的军事资历虽不深厚，但他对指挥作战总是表现出异常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事必躬亲，越级指挥到师团一级，让各级将领常常感到无所适从，敢怒不敢言。军令部长徐永昌曾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委员长每好亲拟电，亲笔信，或亲自电话，细碎指示，往往一团一营如何位置等，均为详及。各司令长官或部队长官既不敢违背，亦乐于奉行，致责任有所诿谢，结果，所至战事愈不堪问矣。因委员长之要求，即本部指导者，实亦有过于干涉之嫌。”

    蒋介石对军队指挥集权于一身的做法，高级将领们都熟悉，所以每当收到蒋委员长电报，先要看看是哪个机关主办的，如果是“中正手启”，那是要特别注意的；如果是“中正侍参”（侍从室主办），那也要重视；但如果是其他部门主办的电报，就要看具体情景来决定执行的程度了。因此，军令部、军政部乃至后方勤务部门，有时为求命令有效，也都要用“中正手启”名义发电报，弄得下级真假难辨。

    蒋介石的这种指挥方式，在战争中弊端甚多，但无人敢谏，毕竟他是最高统帅，谁敢给最高统帅提意见？他对手下将领的作战失误，并不是经常给予死刑处理，他主要考虑的是树立个人权威，对派系林立的各种势力如何摆平与掌控，其政治考虑始终摆在首位。有一点是部下们都承认的，蒋介石对部下的处罚，要看当时的心情和平时对此人的印象，因此，蒋介石的公平性是值得商榷的。

    长沙失守，衡阳告急，此时的蒋介石心急如焚。衡阳的战略地位非同小可，它既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交会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衡阳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被隔断，西南大后方就会受到直接威胁。

    还有个要命的问题，衡阳机场是中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的中间联络点，衡阳机场一旦丢失，就会使辛苦经营几年的东南空军基地变成废物。

    衡阳在整个大后方的经济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这个城市位于湘江和耒水汇合处，依靠这两条大河，可以集中输出湖南省每年出产的3000万石稻米，没有这些粮食，重庆的日子就没法过。

    更何况衡阳还有从沦陷区迁来的大量工商企业及丰富的矿产资源，这对大后方的军食民用和军工生产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衡阳失守，会使西南大后方的政治经济雪上加霜，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反过来说，如果日军占领了物产丰富的衡阳，就会给他们“以战养战”的策略注射一剂强心针，给日益衰竭的日本战争机器提供新的动力。

    无论如何，衡阳是不能丢的。

    蒋介石为确保衡阳，开始排兵布阵了，他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中间堵、两边夹”的战略计划。所谓“中间堵”，是计划将欧震的第37军和暂编2军放在中路进行阻击；而“两边夹”是由湘江东岸的王陵基第30集团军和杨森第27集团军、湘江西岸的王耀武第24集团军和第4军的一部，形成两大集团对击夹攻之势，斩断向南进攻之敌。

    蒋介石的计划堪称完美，但毕竟只是个计划，问题是，他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他的部队在哪里。实际上，经过长沙会战，准备实施“天炉战法”的各集团军已被打成一盘散沙，王耀武的第24集团军被堵在湘北益阳，其他各集团军有的被赶得远远的，还有的部队在江西边境乱窜，连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都联系不上，就更谈不上收拢部队了。

    焦头烂额的薛岳直到6月23日才和各部队取得联系，下达了指令，准备执行蒋委员长的作战计划。

    然而战场形势突然大变，中国军队的补救行动为时已迟，太晚了！

    现在衡阳还处在大战之前的平静中。这是个极具战略价值的城市，它连接着皖浙赣的第三战区，关系着保卫闽粤的第七战区；它又担负着湖南的第九战区、第五战区与西南大后方的连通与屏障作用；衡阳机场又是东南方赣州、建瓯、浙南机场与大西南空军基地的中转联络站，是美国第14航空队和中美联合空军的重要基地，随着战线的南移，衡阳机场成为争夺长江流域制空权的前出基地，其战略地位非同小可。

    衡阳以前只是个县城，没有一点城市的样子。1941年12月，经国民**批准，以衡阳督察区治、衡阳县城为主体，加上衡阳县城郊成立衡阳市。

    战争爆发以来，战事一直在长沙以北进行，地处湘南的交通要道衡阳相对稳定，所以大批从北方、长江流域等沦陷区逃难来的人就留在此地落脚谋生了。这些难民中不乏一些有钱的工商业主，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由于资金的迅速集中，战时的衡阳经济便畸形发展起来，郊外的花园别墅、市区的商场高楼、江边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像变魔术般一下子冒了出来。

    到1943年底，衡阳成了一个颇具规模、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全市工商企业多达八千多户，单银行就有32家，工业总产值达18亿多元。

    1944年的衡阳是个繁华之城，市场繁荣，工业生产兴旺，铁路、公路、水运畅通，大批从沦陷区逃离的文人墨客为衡阳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活力，这个城市迎来了文化艺术、文化教育的空前发展。随着美国空军人员进驻衡阳机场，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口香糖等光怪陆离的美国生活方式也融入了衡阳市民的文化生活。入夜，城区的大街小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变幻闪烁，鳞次栉比的酒吧间里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呈现出一派畸形的浮华奢靡。大后方的人们鉴于此地之奢华，又将衡阳称之为“小南京”。

    没有人能想象，巨大的血光之灾已经逼近衡阳，这个繁华之城马上就要陷于血与火之中。

    刚刚被解职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正在城市南郊黄茶岭自己的寓所里，他今天心情不错，便吩咐佣人准备笔墨。方先觉喜欢书法，也酷爱中国古典诗词，他有兴致时，经常写些旧体诗或临帖练字以自娱。

    方先觉是那种很招女人喜欢的强悍男人，他有着1.80米的身高，强壮魁梧，圆圆的脸庞上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目光中充满机警和自信，两片略厚的嘴唇常常紧闭着，显现出一种很独特的冷峻。

    方先觉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着佣人在研墨。

    和大部分中央军将领一样，方先觉也是黄埔生，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3期步兵科。抗战爆发之前，方先觉的升迁速度并不快，不过是在李玉堂的第3师补充团里当个中校团副，直到淞沪会战时才当上团长。战争爆发为方先觉提供了升迁的机会，到了1938年10月，方先觉已经是预备第10师的少将副师长了。若不是战争原因，一个才从军12年、年龄仅仅33岁的人，无论如何是当不上将军的。

    当然，方先觉成为将军后也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有误解和委屈，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第二次长沙会战时，身为预备10师师长的方先觉差点被蒋介石枪毙。当时预备10师奉命从株洲向湘北移动，途中与日军遭遇，方先觉仓促应战，血战一天，最终还是顶不住退了下来。在战后的检讨会上，蒋介石动了杀机，要拿第10军军长李玉堂和预10师师长方先觉开刀。幸亏天无绝人之路，友军送上一份缴获的日军作战地图，图上标明，与预10师交战的日军有将近四个师团的兵力，蒋介石这才转怒为喜：“唔，预10师打得还是不错的，敌人有将近四个师团的兵力，就是铜墙铁壁，也难以阻挡敌军前进，能抵抗一天，还算不错。”

    这份作战地图来得正是时候，就在蒋委员长要杀人时来了，于是化险为夷。蒋介石认为预10师打不过敌人四个师团是合理的，所以方先觉不但没被杀头，还得到口头表扬，这就是运气。其实方先觉心里明白，别说敌人是四个师团，就是半个师团，预10师也照样顶不住，中日两军作战实力的悬殊是明摆着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方先觉靠战功升任第10军中将军长，这一年他才37岁。方先觉对得起蒋委员长给的两颗金星，在1943年10月的常德会战中，第10军的名声达到了顶峰。

    常德会战中，第10军奉命由长沙驰援常德，因地处洞庭湖畔沼泽地带，部队难以机动，方先觉命令预10师师长孙明瑾先行夺取资江南岸江堤。孙明瑾明知敌兵力强大，并且对岸已构筑桥头堡火力网，这时渡河作战实为兵家大忌，但军令如山倒，孙明瑾没有犹豫，毅然渡河强攻，在接连五次进攻失败后，亲率敢死队渡河冲锋，终于夺取日军桥头堡，孙明瑾也在冲上江堤时英勇殉国。预10师攻占江堤后，战场局势为之改观，随后第10军所属第3师成功占领德山，接应余程万57师残部突出包围圈，立下大功。

    此战第10军名声大噪，家喻户晓，方先觉自然声誉倍增，被蒋介石召见数次并特送一匾，题词“忠义表天地”。方先觉在重庆一时炙手可热成了“明星”。这也使其他嫡系将领面露羡慕之色。党国要员陈立夫、张群、孔祥熙、李济深等人纷纷宴请方先觉，陈诚和何应钦都向方先觉伸出橄榄枝，想把他拉入自己派系，为此还展开了公开争夺。

    那段时间，方先觉也成了重庆名媛贵妇们的英雄偶像，各种圈子的沙龙都以能邀请到方先觉为荣。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方先觉在形象上也并不辜负“英雄”二字，这位38岁的中将军长理所当然地成了名媛贵妇们的梦中情人。

    方先觉不是圣人，在巨大的荣誉光环下，不免有些飘飘然，还真把自己当成了战无不胜的“军神”，行为举止也渐显趾高气扬，最后发展到连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也看不上眼了，有些命令执行起来大打折扣。

    薛岳是何等人物，他几时受过这等气？在他眼里，方先觉不过是个小字辈。北伐初期薛岳当第1师少将师长时，方先觉还刚从黄埔军校出来，因殴打贪污的军需官受了处分，连毕业证都没拿到，只在第3师当了个少尉见习官。那是1926年的事，一个少将和一个见习少尉，两人的资历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军队就是这样，讲的就是个资历，方先觉就算再不服气，也绝非老谋深算的薛岳之对手。

    碍于方先觉的巨大名声，薛岳当然不能明着给他小鞋穿，对九战区的这位英雄，表面上的礼数还是要尽到的。薛岳的办法很简单，你一个方先觉有多大能耐？还不是因为有了第10军，才有了你方先觉的舞台？如果失去了第10军，你方先觉屁也不是。薛岳对付方先觉用的是最传统的方式：给第10军掺沙子。他先是把自己的广东老乡容有略派到第10军当参谋长；第190师师长空缺后，又点名要容有略接任190师师长。

    容有略也是个人物，他年龄虽比方先觉小一岁，但他是黄埔一期生，是方先觉的高年级校友。容有略毕业后在军界混得有声有色，27岁即获陆军少将衔，在黄埔一期同学中被誉为“少年将军”。抗战爆发后，容有略被调到陆军大学任将官班学员队长。1940年以后任军事委员会参议、第九战区干训团大队长。因为没有带兵打仗，必然影响其职务的升迁，如今黄埔一期生容有略成了黄埔三期生方先觉的下级。

    方先觉对薛岳的小动作洞若观火。他不动声色地略施小计，把第190师调整为后调师，所谓后调，即将该师现有兵员全部分拨给第3师和预备第10师，仅保留班长以上的各级军官和业务技术人员，开到指定地域去接受新兵，加以训练，期满归建。方先觉这一招很有效，容有略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职务是师长，可手下没有兵，整个被架空了。

    容有略被架空后，方先觉干脆三下五除二，把薛岳安插在第10军里的一些校官撤职的撤职，挤走的挤走，第10军转眼之间又变成了铁板一块。

    这样一来，薛岳可真动怒了，看来是自己走了眼，以前还真小瞧了这位晚辈，这个方先觉是被重庆那些大员们惯坏了，居然敢和战区司令长官叫板，这还了得？不收拾他一下，今后九战区是没法管了。

    薛岳毕竟是军界重量级人物，他有随时觐见蒋介石的特权，薛岳的话蒋介石不能不重视。他认为，方先觉自恃有战功，谁也不放在眼里，第九战区没有人能指挥他。另外，方先觉还有克扣军饷、虐待士兵、残害百姓、任用私人、心存异志等问题。蒋介石当然是明白人，薛岳反映的问题，他不会全信，将帅不和是国军队伍里常见的事，双方出于私人恩怨，都会不遗余力地诋毁对方，而作为领袖的蒋介石是个搞平衡的大师，他始终认为下属之间有矛盾也是好事，要是没有任何矛盾，下属之间相互吹捧，那倒要出乱子了。因此，蒋介石对打小报告的人并不反感，他自有能力去化解这些矛盾。

    蒋介石认为，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一个战区司令长官当然要比一个军长重要，况且薛岳这个战区司令还是屡建战功、能够独当一面的一级上将，蒋介石当然要给他面子，为了战争大局，宁可让方先觉受些委屈。

    于是突然有一天，方先觉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免去方先觉第10军军长职务，调任军委会高级参议，由方日英接任第10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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