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慈禧和守旧派的反对,还有袁世凯的卖主求荣,对吧,前辈。”
“其实,还与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
“谁?”
“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康有为这个人从小就爱博览群书。
光绪五年的时候,他去了一趟香港,读了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国图志》,从此开始逐渐对传统的理学产生怀疑,改为苦读西学。
再结合当时清廷的积弱、腐败,康有为开始觉得列强的议会制,要比中国的君主制先进,萌生了变法的思想。
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开始讲西学,探索中国救亡图存之道。几年讲学下来,他身边已经有了不少追随者,其中最得力的便是爱徒梁启超。
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败后,清廷被迫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件事极大刺激了国人。
当时,在北京的千余名举人联名请愿,要求清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康有为便是其中名气最大的发起人之一。
之后,康有为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建强学会、保国会,创办《万国公报》、《时务报》,遍送士夫贵人,再加上不断给光绪皇帝上书,声名大起,成为当仁不让的维新派领袖。
在这期间,严复创办的《国闻报》,谭嗣同、唐才常创办的《湘报》等十多种宣传变法的报刊也陆续出现。
受舆论的影响,光绪二十四年的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在慈禧的默许下,颁布了定国是诏,创办京师大学堂。这京师大学堂便是北京大学的前身。
定国是诏的颁布,标志着光绪皇帝按照康有为的意见,进行变法的开始。起初,慈禧和后党、守旧派人士并不阻拦变法,只是旁观维新派的动静。
但是,康有为的性格里有种不迁就主义,导致树敌太多。
比如,他创建强学会时,李鸿章知道后,主动申请加入,还捐了两千大洋,结果被康有为拒绝了。这让李鸿章恼羞成怒,开始给维新派使绊子。
比如,张之洞原先也是支持康有为,还捐款一千五百两大洋,支持他创办《强学报》。后来,康有为在《强学报》中言辞不当,引起张之洞的强烈反感。两人渐行渐远。
两人交恶后,张之洞认为康有为太天真、太锋利,是一万年都成不了事的,在戊戌变法中成为一名看客。
又比如,荣禄与康有为讨论变法时,他公然说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其狂妄之气尽露。
其实,荣禄虽然忠于慈禧,但不是守旧派人士,其思想还是倾向于变法的,和维新派的分歧只是变法到哪个程度而已。
李鸿章、张之洞、荣禄都是当时的超级大佬。其中有两个可以成为朋友,一个未必是敌人。可惜,康有为都没有获得他们的支持。
谁可以成为朋友,谁是必须要打倒的敌人。康有为一开始就没有看清楚。
改革的关键在于把朋友变得越来越多,把敌人变得越来越少。康有为显然是反其道而行之。
康有为第二个问题是操之过急。他提出三年完成变法的计划,主张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立天地之功。
在他的极力推进下,短短的103天戊戌变法,竟然颁布了110条变法诏令。
要知道当时的清廷中,庞大的官僚队伍里面有变法思想的人不多,有变法经验的人更少。官员们对一道接着一道的变法诏令根本无所适从,进而抵制变法。
而且,在这些变法措施中,康有为急于求成,采取了一刀切的做法,导致阻力重重。
比如,例如废除科举,这是维新派一致认为要做的事情。但在怎么做上,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
有人认为,废除科举这事急不得,应该逐年减少八股取士的名额,给天下的读书人释放出一个信号,让其中一部分人转学西方的科学技术,或者转去从商,另谋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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