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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岁在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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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在乎呢?

    史书上,记载那一天则为,六月甲子。

    此时隋主的大赦天下,显然有些莫名其妙,他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命不久长,于是与来探病的文武大臣一一握手道别,四十天以后,他获得了“文”的谥号,史称“隋文帝”。

    儒家学派在封建政治中一项最煞有介事的文字游戏,就是“谥法”。大人物——不论他是帝王、贵族、大臣,逝世之后,依据他生前的功业事迹,给他一个恰当的谥号,用以表示不同凡品,小民没有资格享受谥法的荣誉,有些知识分子实在忍耐不住时,偶尔也给他所尊敬的人一个谥号,比如十几年后辞世的“文中子”王通,但只能称为“私谥”。谥号不见得全是美称,也有些是恶称。希望当权派畏惧身死之后的恶称,而不敢有恶行。不过,结果却大出意外,死者即令坏蛋加三级,儿子登基后,谁敢提出恶称?刘彻便是一个例证,夏侯胜只作温和的反对,便被逮捕下狱。所以,只有名不副实的美谥,而没有名实相副的恶谥——当然也有,那些亡国之君,只好由战胜者和革命成功的人摆布。

    又说“谥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出于人。”根据谥法,“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文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社曰文,赐民爵位曰文”,文帝能得一“文”谥,可见其生前“居功至伟”。历史上能得“文”谥的皇帝并不多,文景之治的汉孝文帝算一个,魏文帝曹丕算一个,唐太宗李世民算一个,明成祖朱棣也算一个……——但最出名的大概只有汉文帝与隋文帝了,这多少也能看出两者的能耐,这谥号可谓名不虚传了,可是这几个人差不多都有一个共同点——帝位的获得基本属于“名不正言不顺”。

    据传曹操生前就希望死后能得一“文”谥,却偏偏不能如愿;有趣的是,隋文帝本以为自己会得一“武”谥的。这足可表明好死不如赖活着这话的正确,生前干什么都是可以的,可是死了,就得让人盖棺定论,别人给予你什么名号可就由不得你了。

    当然,以后自然只是一种最理想的说法,大行皇帝想要得到一个稍微响亮的谥号,要么累死累活地展现自己所有的能耐,要么尽量保证下一任皇帝是你自己的后代。而根据传统,是“子不言,父之过”的。历史车轮碾压之下,史官早已没有了“左记言,右记事”的刀笔,史书上的历史只是皇帝愿意看到的历史罢了,史官们的工作则更多的是为了手中的那个铁饭碗,此时的史官,如果能够在死后能面对董狐,不知做何羞愧之举呢?

    同一年,当了十九年亡国俘虏的陈国后主叔宝病死,善终于家。之前,许多南朝权贵以应有的尊严迎接杨广入主邺城时,陈后主及其两个宠妃却被发现藏在一个枯井中,他们不光彩地被拖了出来,然后被带到了大兴,文帝难得对他们给予了宽大处理,而陈后主却没皮没脸地向前者要官做,杨坚自然只是一笑置之,而杨广显然没有父亲厚道,他给了这个以《玉树后庭花》闻名的死者追赠了大将军、长城县令以及一个“炀”的谥号。

    按谥法,“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而十四年后,报应不爽,当他被宇文化及绞杀之后,唐主李渊给他的谥号也是这个“炀”字,至于他同时得到的窦建德谥的“闵”,其孙杨侗谥的“明”都没有叫开。历史上,我们只记得他是一个好大喜功残暴不仁的暴君。

    同一年,经学家天文学家刘焯刘士元同志给隋主杨广献上了最新科研成果《皇极历》,当然,官方的说法应该尊卑有序,史书应该是这么记载的:“隋主得刘焯所献历书,弃而不取。”在皇极历中,刘焯给出了一个十分精确的天文数据,提出了黄道岁差的概念和数值,并驳正了张胄历法的错误,可惜的是这并没有得到初登大宝的杨广的重视,因为那时候他正为弟弟杨谅头痛不已,但我们从皇极历中可以记住一个词——四舍五入,显然,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少有的发明创造。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在刘士元同志的名片上再印上几个诸如“科学家”,“发明家”之类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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