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章，中国社会的性质

用了，所以这第一条肯定是不符合的；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为金融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金融寡头——中国也没这个东西，在外国银行的压力下，本土的那些银行规模小，力量弱，和这个标准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这一条也不符合。资本输出——我们基本上没有资本输出，只有资本输入，所以这一条也对不上；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也已形成——我们就是被瓜分的对象，所以这个也对不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领土分割完毕——我们没有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所以，按照列宁的标准，沙皇俄国肯定是帝国主义，虽然它是最薄弱的环节；但是中国，绝对不是帝国主义。你们看，我的看法正确不？”

    这还能不对？这全是以列宁的标准来进行的判断。如果说这个结论不对，那就是在说列宁同志的理论不对；说列宁同志的理论不对，那就是在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同志，请跟我们去内务部委员会喝一杯格瓦斯。

    所以无论是博古还是洛甫都只能承认，李谦的判断是正确的。

    “那么，中国的性质是什么呢？”李谦说，“我认为，中国的性质可以这样归纳：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所谓半封建是相对于完全的封建社会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仍是封建统治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实际上社会已逐渐近代化，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因素在不断发展扩大。半殖民地则是相对于完全殖民地而言的。它是指形式上中国是有自己政府的独立国家，但实际上政治、经济等社会各方面都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当年军阀混战时期，各个军阀背后，都有相应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如今，虽然在形式上，KMT政权勉强完成了统一，但是他们其实依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

    李谦的这个论断，尤其是他对KMT政权的判断，非常对博古和洛甫的胃口。洛甫便赶紧接口道：“李校长说得对，这也就是我们主张反常抗日的原因。常凯申的KMT政府，就是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所以我们认为，不反常，就无法真正的抗日。而李校长却提出，要团结包括KMT政府在内的所有力量一起抗日，我觉得，这和李校长您对常凯申的KMT政府的判断是有矛盾的。”

    李谦听了，看了洛甫一眼道：“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个问题：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是不是铁板一块，是不是没有相互之间的斗争？”

    “当然不是。”博古回答道，“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存在世界大战了。帝国主义本身就意味着战争，只不过他们之间虽然有矛盾，甚至可能是最高形式的矛盾——战争，但是在压迫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上面，他们却是一致的。”

    “很好。”李谦点了点头，又问道，“常凯申政府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那么他们是哪一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的代言人呢？”

    洛甫想了想回答道：“他是众多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总代言人，其中也包括日本。”

    李谦听了，笑了笑道：“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一大区别，就是我们是从经济基础去解释上层建筑，而不是从上层建筑本身去解释上层建筑。

    就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的那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所以我们要了解KMT政府的性质，同样只有从它的经济基础出发。否则就是乌托邦共产主义者的空谈。我这里有一些我这些年来收集到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东西，你们可以看一看。这是KMT政府的支出状况，这是这些年来，通过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转交给KMT政府的关税，至于KMT政府其他的税收情况，实在是太乱，别说全国范围内的，就是上海范围内的，我这里的数据也很散乱，不过应该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了。尤其是和这里——这是美国在去年这个财政年度，提交给美国国会审议通过的政府预算案——对比一下，你们应该就能发现不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