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
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暧-张齐贤”为核心的辅臣集团,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
这段旅途,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甚至波澜起伏,挑战迭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当然,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即便心怀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
同时,在群情相逼之下,“辅臣集团”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
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刘暧等人,也终究不敢真正的、彻底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
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辅臣集团”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同时,他们掌握的实权,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那些反对者,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难动摇“刘张”辅政集团的。
同样的,这样一套“辅政模式”,也注定难以长久。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辅臣之间,贵庶之间,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
其二则在于,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汉帝国内部,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个人:天子刘文澎。
对于这一点,认知得不清楚的人,只能做一些无用的攻讦与呻吟,认知清楚的人,也有两种选择。少部分采取行动,上奏也好,密谏也罢,总之表忠心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让皇帝“觉醒”。
而大部分,却选择了保守地等待,这还是皇帝带来的影响,终究是当今天子,从继位开始,就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表现。
但就是这样的情势,带给刘暧等辅臣的压力仍是巨大的,他们并不能隔绝皇帝对外的交流通道,左一个皇城司,右一个武德司,即便有一些限制措施,但其深浅,外人谁也不清楚。
即便当今天子是个“暗弱”之主,真到关键时刻,二司仍旧只可能站在皇帝一边,毕竟是皇权的爪牙,从来都没有取错的外号。
辅臣当政,最大的法理来自太宗遗命,他们所拥有的权威,更多来自于帝国那套延续了六十年的国家管理体制。
然而,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套由世祖皇帝注入灵魂的国家社会运转体制,即便经过太宗的改革完善,其本质依旧是围绕着皇权,以皇帝为中心展开的。
能够最大程度发挥这套体制威力的,只可能是皇帝。皇帝暗弱时,辅臣尚能攫取一部分权柄,而一旦皇权觉醒反弹,其发挥的第一道威力,劈向的也很可能正是这些“辅政柱国”。
当然了,天子刘文澎能否觉醒,能掌握几成本属于他的权力,能发挥出多少帝国体制的威力,又如何发挥,向何处发挥,这些仍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由鲁王刘暧、尚书令张齐贤主导的大汉辅政格局,不会持续太久,也很难持续太久。
自世祖、太宗二帝时起养成的帝国性格就不是这样的,帝国可以有权臣,但必须是皇权下的权臣,这一点,可没那么容易改变,至少不可能出现在“后雍熙时代”。
在世祖登基之初的乾佑早期,倒也勉强出现过类似的局面,只是太过短暂,一干辅臣被世祖迅速收拾得服服帖帖。
如今,或许只是历史的重演,只不过,同一场戏,不同的主角,不同的能力,不同的局势,导致的过程与结果,也难免会出现差异。
事实上,在大汉出现“辅臣当国”的情况,本身就很矛盾,说到底还是一个“少年”天子的锅,然而,若无“嫡长制”这根天柱的支撑,朝局或许又是另外一番光景,并且未必就比进入平康时代以来消停多少。
自古以来,权力传承交接时期,总是麻烦最多、问题最重的时候,而大汉帝国的情势,又远比历代统一帝国同时期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即便十多年前已然经过了太宗皇帝嗣位的洗礼,在这方面,依旧不算成熟了,至少“少年天子”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一个全新的需要摸索的新模式。
便是早早给“刘张辅国”断定了一个没有多少未来可言的结局,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在平康二年,正式开启了一段辅政时期的鲁王刘暧,达到了他人生的巅峰。
平庸了五十多年的鲁王刘暧,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告诉所有人,他并不平庸。
偌大的帝国,那么多如狼似虎的权贵与官僚,那么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多是非与冲突,却能被居中协调度过一段平稳的时光,这样的人,岂能是庸才。
愚其外,而内秀于心,或许才是对鲁王刘暧更合适的评价。
而若是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从更宽、更高的视角,从更长的时间线,从历史发展、王朝兴衰,再来看这段“辅政时代”,却又具备一定研究价值与意义。
至少证明了,在皇帝少干预朝政的条件下,国家依旧能够保持稳定,各项机能依旧能够平稳地运转。
当然了,这个结论,只能在既定历史条件与特殊历史时期下得出,并且附加约束较多,对制度、意识与人的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