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记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刘庄,某晚夜梦金人入怀。翌日,他在朝堂上询问大臣求解,才知道西方有大圣大智之神,号称佛。明帝大喜,随即派遣羽林郎中和博士等十三人为使者,前往西域拜佛求法。经历三年光阴,使者连同两位天竺高僧——迦什摩腾和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又带回了许多经书与佛像。明帝下旨兴建寺院以便安置。因为当时把经书佛像驮回来的是匹白马,所以后世就称呼这座寺院为“白马寺”,尊为中华佛法祖庭所在。此即为佛法东传之始。
之后经历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的数百年时间,佛法在中土逐渐繁盛,以至后世的大诗人杜牧,在其《七绝?江南春》中亦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所谓四百八十寺,也是诗人说得少了。南北朝佛教极盛之时,天下佛寺又何止四百八十?江南江北加起来,只怕四万八千也是不止。
俗话说得好,树大有枯枝,树大有乞儿。天下这么多的和尚,又哪能保证人人皆是一心求法的真佛子?自亦少不免会有那六根未净的不肖之徒,虽然剃光头披上袈裟,却既不精研三藏之奥义,亦不普度众生之慈悲,每日里只是想着如何忽悠信众投献田产,进纳金银。如此一来二去,劣币驱逐良币,竟导致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处处都是这种假和尚,真佛子反而变了凤毛麟角。
寺院中田产物业多了,自然就需要有些看家护院的打手。于是“僧兵”这种职业就应运而生了。这些人比起假和尚更加恶劣。每日里舞刀弄枪,什么戒律也不守,什么佛经也不读。真是“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但又因为以兵法部勒,打起仗来便比起正规府兵的素质也差不到哪里去。于是乎益横行不法起来,搞得到处一片乌烟瘴气,种种劣行,简直是罄竹难书。
北魏太武帝太延四年,太武帝听了信奉天师道的宰相崔浩之建议,改宗信道。自称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元年。五年后更进一步起废佛行动。也不管真假,到处胡乱诛戮沙门,焚毁经像,搞得天下人心惶惶,到处风声鹤唳,史称“太武法难”。
到北周年间,武帝宇文邕即位。又于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更下昭“毁寺4万,迫令僧、尼还俗”,令大量人口重新成为国家编户。周武帝这先后两次诏令,其实针对的不单是佛门,道门也在打击之列。只是道门远不如佛门兴盛,其所受打击也比较小,所以史上仍称之为“武帝灭佛”。
先后这两次法难,对佛门而言打击不可谓不沉重。但能因此将那些混入佛门中的不肖之徒清除了一大部分,反可说是因祸得福,正本清源了。得到大隋开国之后,一来是因为元气未曾恢复,二来又因为极乐正宗逐渐崛起,所以禅、三律、华严、天台等佛门大宗的活动都日益低调沉寂,山门中“僧兵”的编制也大大削减至不足以往全盛时的十分之一(但还是有。所以后来才会有那著名的“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故事)。至于朝廷之中,极乐正宗固然势大,但摩诃叶深知杨坚对佛门势力过盛的忌惮,所以从来没有展过任何僧兵。除去入室弟子五部众以外,门下徒众亦未有任何人得其传授高深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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