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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2页）

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影响了大多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凯恩斯本人的模型则是个完整而简化的、描述市场经济主要部分如何运转的版本。

这类以“凯恩斯主义”

命名的模型如今仍然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用于判断各种政府政策会对GDP（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水平产生何种影响。

古典经济学家们坚信，市场经济总是在自我修复中，受到扰乱之后也能在较短时间内回到充分就业水平。

凯恩斯的思考向他们提出了直接挑战，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经济的自我稳定机制将失效，导致“就业不足的均衡”

状态，此时应该通过政府的赤字支出来弥补总需求的不足。

令人吃惊的是，34个世纪之后，经济学家们依然在激烈争辩此类政策的利弊。

各种类型的经济预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其他学派，都总是伴随着永无休止的挑战。

模型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复杂经济现实的超级简化。

即使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市场经济体中，GDP的创造也意味着每天实际发生了千百万次的人际交互作用。

任何经济模型都只能把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考虑进来，经济学家们只能处理数量有限的方程组，并假设它们反映了现代经济的基本驱动因素。

在实际操作中，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模型构建者会不断调整所选择的变量和方程组，直到其运行结果能以经济上可靠的形式重现真实的历史数据。

所有预测者都必须判断，哪些数量有限的“等式”

能够最有效地反映经济体运行的总体特征。

在大多数时候，市场经济中非金融部门的模型运行得还算不错。

大量研究成果不断深化了我们对于这些市场运行规律的理解。

可我们发现，金融市场的运行则处于一个杠杆作用非常不同的环境中，其风险量级比其他经济部门大得多。

承担风险与规避风险几乎是所有金融决策的根本，相比之下，非金融部门则更多取决于工程、技术和组织管理等因素。

非金融部门在资本投资和其他决策中当然也会考虑风险因素，但它们的主要关注点却在其他方面，例如，一块芯片上可以集成多少个晶体管，如何确保桥梁能够安全承载预定的重量等。

这些问题属于量子力学或工程学的应用领域，风险因素在决策时一般很少考虑。

而在金融部门，综合性衍生产品交易和其他新业务涉及的风险水平，与非金融部门常用的自然科学相比，要高出许多倍。

人性对于亚原子粒子的相互作用没有任何影响，但我们的恐惧、狂热和从众本性以及文化传统等却决定着金融活动的走向。

由于金融严重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储蓄对前沿技术的投资水平，它对于整体经济结果的影响，无论其好坏，都远远超过该产业自身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不足10%）。

此外，金融失衡无疑是引发现代商业周期的直接或间接的主要原因。

金融业向来是最难以模型化的经济组成部分。

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为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服务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采用的预测模型的成功，经济计量学从象牙塔走上了经济政策制定的前线。

到60年代后期，经济计量模型已成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决策的必备组成部分，并延续至今。

然而预测者的道路一直不平坦。

简单模型在教室里能够很好地发挥指导作用，但遗憾的是在实践中却不那么成功。

在凯恩斯的理论模板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后不久，美国经济就开始呈现出一些与凯恩斯主义模型的某些基本原则相矛盾的特征。

例如，凯恩斯主义认为，失业的增加表明经济活动放缓，进而会降低通货膨胀率，但在70年代的大多数时期，失业率都在上升，而通货膨胀率依然高企，这种现象在当时被称为“滞胀”

。

于是，10年前还使政府经济学家们显得颇有先见之明的预测工具，开始暴露出错漏。

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此时吸引了学术界的目光，他指出，当时的扩张式经济政策通过快速增加货币供应提高了市场的通胀预期，其影响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疲软导致的通货紧缩效应。

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发展出了货币主义经济理论和基于货币供应增速的预测工具，他们对70年代后期经济形势的预测的准确度远远超越了各种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变体。

因此到70年代末，美联储每周发布的货币供应数据，就像如今公布的失业率数据一样被市场高度关注。

到了80年代，随着通货膨胀受到控制（这部分归功于美联储限制了货币供应增速），一种更为精练的凯恩斯主义得以重生，并对滞胀进行了修正，以反映通胀预期的重要性。

新模型在随后的20年里运行得相当出色，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没有出现重大的结构性破坏事件。

其中，美联储建构的模型结合了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近期经济理论研究的其他成果，表现尤其突出，在我的任期内为美联储理事会提供了极大的决策支持。